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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已到,各国提交2020年减排目标,发展中大国均提出积极计划
根据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布的《哥本哈根协议》,1月31日前,发达国家应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或通报2020年减排目标。这一期限是“软性”截止日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主要目的是让各国表明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新闻官员2月1日说,一些国家已向该机构通报了减排目标或温室气体控制行动信息。该机构晚些时候将就此发表公告。
就目前发达国家通报或已作出的承诺来看,这些减排目标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它们将减排幅度较之2005年提高40%的要求相差甚远,与联合国的相关要求也有很大距离。
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均提出了大幅度控制温室气体增长的计划。
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含“水分”
截至目前,主要发达国家提交或提出了各自的大致目标,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都曾宣称,这些目标是雄心勃勃的、有力度的。然而,事实真如此么?
美国提交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个数字看上去挺大。但查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数据可以看到,1990年到2005年美国排放增加了16%。因此,把美国减排目标换算成以1990年为基准,仅相当于减排约4%。
日本鸠山由纪夫政府提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相对于日本上一届政府似乎积极多了,但这里面也存在问题,即日本为减排目标设置前提条件。它可以以一些主要国家做得不好为由,拒绝执行自己提交的减排计划。此外,日本所说的“主要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然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日本没有区分这些国家,其承诺可信度要打相当折扣。
至于欧盟提出的目标,据有关机构测算,相对于1990年,欧盟2008年到2012年5年减排8%,相当于年均减排2.48%;现在欧盟提出到2020年减排20%的目标,相当于从2013年到2020年8年年均减排1.05%,还不到第一承诺期的一半。即使欧盟最终决定把20%的目标提高到30%,8年平均每年仅减排1.93%,仍然要比第一承诺期的水平要低。因此,欧盟的承诺并不是个有力度的承诺。
不难看出,发达国家这些形形色色的减排实际是力度越来越弱的减排,设置前提条件的减排,含“水分”的减排。
根据有关测算,从199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只下降了26%。根据它们所作承诺,到2020年这一指标也只会下降30%到40%。
绿色产业或成中国机会
尽管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均提出了大幅度控制温室气体增长的计划。
中国已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通报了中国所宣布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内自主减缓行动信息。中国将努力到2020年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中国在通报中表示,国内自主减缓行动的性质是自愿行动,并将依照《公约》的原则和规定予以实施。
在1月31日闭幕的第40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国家战略和发展模式受到与会人士的普遍关注。美国国会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说,中国已经制定了绿色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并将成为这一领域的“庞然大物”。
有专家认为,中国在许多绿色技术方面已经在世界上领先,比如清洁煤技术等。花旗集团副主席威廉·罗兹说,他预计中国在碳存储技术方面将很快取得重大突破。
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一场竞赛,赢得这场竞赛的国家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她说:“当前的经济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冲击要比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这对中国等国家是一个机会。”
经济状况不同各国难有共识
虽然绿色经济在达沃斯论坛上为与会者所热议,但人们对将于今年年底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新一届气候大会前景出言谨慎。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认为,各国“缺少共识”的原因是各自经济状况不同,因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经济成本。他说:“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问题,是当前各国的主要任务……如果能够有一个经济机制,我们的谈判将走上正途。”
丹麦环境大臣吕克·弗里斯表示:“最终我们需要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现在还不能断言能否在墨西哥实现……没有人手头上有前往坎昆的路线图,这正是我们当前需要找到的东西”。
印度总理气候变化特使希亚姆·萨兰也在达沃斯表示,除非全球经济状况改善,今年“可能不会”达成一个“有雄心的协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是当前气候谈判的总协调人,他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我们从哥本哈根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要急于强行推动谈判。我们需要花费时间将所有的国家都涵盖进来,保证所有人都对他们需要同意的内容一清二楚。”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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